专职、专业与志愿者

让一些离开工作岗位的专业人员尽其所能，服务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审视相关机制，考虑如何能够让具备高素质并有意愿的人有用武之地

　　作者：张广瑞

　　最近，看了关于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先生在浙江省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的报道，让笔者感触良多。也许人们更看重他曾经是当地的高官，因为往昔的高官，比如说，除了省长，还有部长、市长等，能够这样做的的确是凤毛麟角，所以值得称道。

　　笔者所感触的不仅仅是某位高官能主动把自己复位百姓的心态，因为退休本身就意味着身份的变化，在当前社会中，调整心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我们国家，应进一步研究如何能构建起良好的机制，真正重视知识，鼓励和支持有知识、有专业的人能更方便地为社会做贡献，让这样的事不仅仅是在诸如奥运会或世博会等百年一遇的超大事件中出现。

　　实际上，在这方面，海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借鉴。记得几年前笔者去台北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们约到的讲解员是台北一所大学的历史教授，她还在带学生，但几年之前她就申请了在故宫博物院做讲解员的资格，因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做讲解员的志愿者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首先要申请，然后要经过考核，并需要接受讲解员专业技能的“上岗”培训。一旦这一志愿者的身份被确定并登记注册，就必须照章办事，在承诺的时间到岗，这似乎和上班一样，在上岗的那一时段，她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还必须具有专职素质，志愿者的身份体现在她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报酬。但是，这位教授说，她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点贡献，能够和愿意接受知识的人进行交流，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生活感到充实。从那一次交谈中才知道，在台湾最高级别的故宫博物院讲解员中，志愿者比正式雇员的讲解员要多不少。

　　国际上专业“志愿者”做导游或讲解员的非常多，这些人的身份是志愿者，但是，他们的专业程度超过了被旅游部门或场馆雇佣的人员，这是因为，这些志愿者往往是事件的经历者或是历史的见证人。

　　韩国的南部城市釜山曾在2005年举办过一次亚太经合组织政府首脑峰会，为那次会议修建的会议中心后来变成一个颇具纪念意义和吸引力的景观——冬柏“釜山APEC峰会会议之家”，而在那里有个特殊的“老讲解员”，他本人曾是一个韩国的外交官，在那次峰会举办时直接参与了准备和接待工作，他能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当时开会时的许多细节。

　　一次，在奥地利考察国家公园的途中，笔者参观了当地一所规模不大的矿石博物馆。那是一次没有预约的参观活动，而出面讲解的则是一位曾参与这个博物馆创建的老教授，年逾八旬，因为他的家就在博物馆旁边，每周总有几天他会到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在讲解过程中，他注意到我来自中国，非常高兴，参观完后，还专门请我一起喝咖啡。其间了解到，他虽然退休多年，但与矿石的情结难以割舍，能看到人们到博物馆来参观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那次回国后，我把当时拍摄的合影照片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了亲笔写的明信片表示感谢(我知道，他因为年事已高，不用电子邮件这新玩意儿)。后来，我们每年通过寄送贺年片互致问候，一直到5年以后，她夫人写信告诉我这位教授仙逝的噩耗。

　　吕祖善先生的事迹之所以被国内媒体广泛关注，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因为他曾是省长，而愿意以普通人的身份服务社会，而且是真心的，不是作秀;其二是国内这样做的人实在不多。因此，吕先生为社会做出了榜样。我更愿意重申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审视相关机制，考虑如何能够让具备高素质并有意愿的人有用武之地，鼓励大家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或者说，能让愿意并能够做出奉献的人实现其梦想。也许，是否对他们付出的劳动给予必要的报酬，可根据双方的意愿决定。

　　当今，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非常关注退休老人的孤独问题，也有人建议延长退休时间。其实，让一些离开工作岗位的专业人员尽其所能，服务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里边有更深层的意义。当然，这不仅仅限于旅游界志愿者身份的导游或讲解员，还会涉及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方方面面的社会服务。其中还有一个道理也值得深思：不要以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大家看中的就是报酬，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的。